第七章：利玛窦的幽灵 (上)（2 / 2）

「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」毕方济问。

多罗当然知道。这幅地图是利玛窦最着名的作品之一，也是他进入中国宫廷的敲门砖。他走近细看——地图上用中文标注着五大洲丶四大洋，欧洲丶非洲丶亚洲丶美洲一应俱全。在当时的中国，这还是前所未见的东西。

「中国的士人相信『天圆地方』，相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，四周是大海，海中有一些零星的小岛，住着蛮夷之人。」毕方济说，「利玛窦神父给他们看这幅地图，告诉他们，世界远比他们想像的大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还有很多同样文明的国度。有些人听了，勃然大怒，说他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。但也有些人听了，大为惊奇，开始思考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。」

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：「您看，这是肇庆。利玛窦神父在这幅地图上，把中国画在了中间偏左的位置，而不是像欧洲地图那样画在边上。因为他知道，中国人接受不了『中国不是世界中心』的说法。他妥协了，为了让他们先接受这幅地图，接受这个世界比他们想像的大这个事实。」

多罗凝视着地图，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妥协？这真的是妥协吗？还是为了让真相更容易被接受的智慧？

「特使大人，」毕方济说，「您知道利玛窦神父在肇庆那几年，最痛苦的是什么吗？」

多罗摇头。

「是孤独。」毕方济轻声说，「他身边没有一个欧洲同胞可以交谈，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。他每天和中国人说话，用中国话思考，用中国字写书，甚至用中国的方式行礼。但他心里知道，他终究不是中国人。他在给欧洲的信中写道：『我常常梦见家乡的教堂，梦见童年的夥伴，醒来时，泪湿枕巾。』」

多罗心头一震。他想起自己在海上那些夜晚，想起面对风暴时的恐惧，想起站在船头望着渔火时的孤独。他才来了几个月，而利玛窦，在中国待了整整二十八年。

「但他坚持下来了。」毕方济说，「因为他相信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」

第三节：南昌的儒服

一五九五年，江西南昌。

利玛窦在这里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——脱下僧袍，穿上儒服。

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」毕方济问。

多罗想了想：「因为在中国，僧人的地位不高？」

毕方济点头：「是的。利玛窦神父发现，在中国真正受尊重的是读书人，是那些饱读诗书丶参加科举丶为官理政的儒生。僧人虽然也受尊重，但只在寺庙里，在普通百姓中。士大夫阶层看不起僧人，认为他们是无父无君丶不事生产之人。」

他走到书桌前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泛黄的书籍，递给多罗。那是一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扉页上有一行娟秀的拉丁文小字：「不解此书，不足以谈中国。」

「这是利玛窦神父在南昌时读的书。」毕方济说，「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，研读四书五经。他说，中国人做学问，讲究『温故而知新』，一本书要读上百遍，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。他也这样做，一遍一遍地读，一遍一遍地抄，直到那些经典烂熟于心。」

多罗翻开书页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——有拉丁文的翻译，有对中国人思想的理解，有与中国经典对比的思考。每一个字都透露出这位传教士的用心和虔诚。

「穿上儒服后，利玛窦神父开始以『西方儒者』的身份交游。」毕方济继续说，「他拜访当地的官员丶学者丶名流，和他们谈论学问，谈论道德，谈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他用中国的经典解释基督教的教义，说『天主』就是中国古书中的『上帝』，说『爱上帝』就是『事天』，说『爱人如己』就是『仁者爱人』。」

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低沉：「有人指责他曲解教义，把基督教变成了儒学的附庸。但利玛窦神父说，这不是曲解，是诠释。他说，真理只有一个，但表达真理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。中国人用『仁』表达爱，用『义』表达正义，用『礼』表达秩序，这和基督教的教义并不矛盾。为什么不可以用他们的语言，讲述我们的真理？」

多罗沉默着，心中反覆咀嚼着这句话。真理只有一个，表达方式可以有很多种。这，就是利玛窦路线的精髓吗？

「在南昌那几年，利玛窦神父写了另一本书——《天主实义》。」毕方济走到书架前，取下一本同样泛黄的书籍，「这是他用中文写的最重要的着作，也是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阐述基督教的教义。」

他翻开书页，念道：「『吾天主，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。《中庸》引孔子曰：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。朱注曰：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。窃意仲尼明一之不可二，何独省文乎？』」

他抬起头，看着多罗：「特使大人，您听懂了吗？利玛窦神父在这里引用《中庸》，引用朱熹的注解，证明中国古人就知道『上帝』。他不是在否定中国的经典，而是在中国的经典中寻找基督教的影子。他让中国人觉得，原来我们的古人就知道这个道理，原来这个『西来之教』和我们自己的传统并不矛盾。」

多罗接过那本书，翻开阅读。利玛窦的文字优美流畅，引经据典，处处透露出对中国经典的熟悉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。他仿佛不是在向中国人传教，而是在和他们探讨共同的真理。

「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轰动。」毕方济说，「许多士人读了，都说『西儒利玛窦，真我道中人』。他们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兴趣，开始思考这个『西来之教』和他们自己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：「但也是这本书，埋下了后来争论的种子。因为利玛窦神父用了『上帝』这个词，用了中国经典中的概念。后来的反对者说，这是混淆视听，是把基督教的上帝降格为中国古书中的神。他们要求必须用『陡斯』这个音译词，以示区别。」

多罗心头一震。原来，译名之争的源头，就在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