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四章 公馆（2 / 2）

「书吏走的时候，老程送他到门口。书吏回头说了一句——『程老头，你在漕运公馆看了十几年门，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唐大人是封疆大吏，我们户部的人不敢把他怎么样。但你一个看门的，要是有个闪失，没人替你说话。』」

唐景安转过身。暮色从他身后漫进来，把他半张脸隐在暗处。

「老程把这话原封不动告诉了我。我问老程怕不怕。老程说，他看了十几年门，户部的人每年都来，每年都问，每年都说差不多的话。听习惯了，就不怕了。」

陆维桢没有说话。他想起老程每天清早送来的那壶茉莉花茶，酽酽的，苦到舌根。想起午时和酉时搁在门口石阶上的食盒，白菜豆腐汤里搁着姜丝。想起钱四蹲在门房里絮叨了两天，老程把京城里的掌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这个驼背的门房，什么都看在眼里，什么都不说。

「述职的日子定了。」唐景安走回书桌前，从桌上拿起那封信，递给陆维桢。「正月二十四。户部正堂。」

陆维桢接过信。信是户部衙门送来的公函，桑皮纸，朱红大印。上面写着漕运总督唐景安于正月二十四日辰时三刻赴户部正堂述职，随员不得超过三人。字是馆阁体，端端正正，一丝不苟。

他把信还给唐景安。「唐大人，随员定了吗？」

「定了。孙先生，马把总，你。」

唐景安坐下来，端起那盏凉透的茶，一口喝乾。

「孙先生管刑名，户部的人盘问我，他可以替我挡一些无关紧要的话。马把总跟了我八年，信得过，万一有什么变故，他能护着你把官册带出来。」他把茶盏放下，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——当户部的人问到漕粮帐目的时候，替我答。答得要准，要快，要让他们挑不出毛病。赵怀璧一定会在场，他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。」

陆维桢把官册从包袱里取出来，七本蓝皮册子码在书桌上。唐景安没有看册子，他看的是陆维桢。

「你记在脑子里的东西，比这七本册子重。册子可以被抢走丶被烧掉丶被调包。脑子里的东西，谁也拿不走。」

陆维桢点了点头。他把册子重新裹好，挎在肩上。

唐景安忽然说了一句话。「老程告诉我，你那个姓钱的兄弟，这两天在公馆里到处跟人聊天，把京城里的掌故打听了个遍。他还跟伙房的厨子说，等回了平江府，要把京城的白菜豆腐汤做给一个人喝。那个人姓冯，开药铺的。」

陆维桢的手在包袱上停住了。

「老程问他，冯掌柜是什么人。他说，是替他哥坐牢的人。」

唐景安端起茶壶，往茶盏里续了热茶。热气升起来，把他脸上的皱纹晕开了一些。

「你替冯有福做的事，你那个兄弟替冯有福记着。老程替你们记着。正月二十四那天，户部正堂上，我把你带进去——我也会记着。」

陆维桢站在书桌前，手垂在身侧。窗外的暮色完全漫进来了，枣树的枝桠变成一道黑色的剪影，印在青灰色的天光里。他把手伸进衣领，摸到那枚青玉佩。温的。

「唐大人，正月二十四，辰时三刻。」

唐景安点了点头。陆维桢挎着包袱，退出了书房。

院子里，老程正蹲在枣树底下修一把扫帚。扫帚的竹枝散了，他用麻绳一根一根重新扎紧。暮色里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看见他驼着的背和那双不停忙活的手。

陆维桢走过去，蹲下来，从老程手里接过麻绳。他把散了的竹枝一根根拢好，老程按住，他绕绳，绕一圈，勒紧，再绕一圈。两个人蹲在枣树底下，谁也没说话。扫帚修好了，陆维桢把绳头掖进竹枝缝里，站起来。老程接过扫帚，撑着膝盖慢慢直起腰，拎着扫帚往后院走了。走到月门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没回头，消失在门洞里。

陆维桢回到厢房，钱四正蹲在椅子上剥花生。花生壳在桌上堆成了山尖，他把最后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碎皮。「哥，唐大人找你啥事？」

「正月二十四，进户部。」

钱四嚼花生的嘴停了。他把花生米咽下去，从椅子上跳下来。「哥，我跟你去。」

「随员最多三个。唐大人带了孙先生和马把总。」

钱四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他又坐回椅子上，拿起一颗花生，捏了一下，没剥开，搁回桌上。

陆维桢把包袱从肩上取下来，塞进床板下面的暗格里。床板盖回去，铺好被褥。然后他在钱四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把那颗没剥开的花生拿起来，捏开，把花生米递给钱四。

「你在公馆等着。老程一个人看门，忙不过来。你帮他扫扫院子丶烧烧水。伙房的厨子你熟了，灶上蒸了炊饼，记得给老程留两个。」

钱四接过花生米，没往嘴里扔。他低着头，看着掌心里那颗花生米，花生衣是粉红色的，被油灯的光照着。

「哥，那天在平江府码头，你救我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人跟我非亲非故，大雪天里替我挨刀子，图啥。」他把花生米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嚼，「后来我知道了。你不图啥。你对冯掌柜也不图啥。你替孙巧儿递状纸也不图啥。你就是这么个人。」

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。窗外的枣树枝被风吹动，影子在窗纸上摇。

钱四把花生咽下去，抬起头。「哥，正月二十四，我在公馆等你回来。你回来，我给你温着白菜豆腐汤。」

陆维桢点了点头。他把油灯端到八仙桌上，翻开一本漕粮册子。钱四把桌上的花生壳扫进簸箕里，倒出门外。门开的时候，冷风灌进来，把油灯的火苗吹得剧烈摇晃了一下。门关上了，火苗稳下来。窗外远远传来更夫的梆子声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二更天了。京城正月十九的夜，在漕运公馆的厢房里，在一盏油灯和十二本蓝皮册子的陪伴下，一点一点深了。